【编者按】“远观如岭，近观如峰，高低远近，各具特色。”众多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探寻渊源，挖掘细微之处，由于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和掌握资料各有差异，所得到的结论亦不尽相同。
一、镀金问题
关于教员的传闻众多，其中不乏一些格调低下的，我们便不再一一赘述。
譬如，有人提及他在全国各地建造了众多行宫与别墅。实则，其中多数是建国前蒋介石所建，另有部分为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宾馆。教员仅短暂居留数日，便有人将其误称为他的行宫别墅。
此类事务，仅需稍加细致的甄别，便不难理顺。然而，面对某些流言蜚语，辨别起来则显得颇为棘手。
换言之，教员将儿子岸英送往朝鲜战场，实则意图借此机会为他积累战斗经验，以期在未来的某日为儿子接替家业打下坚实基础。然而，未曾料想的是，岸英竟不幸英勇牺牲。
某些人的言辞颇为尖锐，竟言感谢美国飞行员，谓其炸死了未来的太子。若非如此，我国的改革开放或许无从谈起，今日我国恐已成为一家独大的王朝。
接班人培养步骤
这种观点难以轻易予以反驳，毕竟人已故去，我们无从知晓若岸英尚在，将会呈现出何种景象。
然而，此事并非全然无迹可寻。自封建世袭制度被废除之后，领袖人物若欲培养儿子继位，便需历经层层考验，而不仅仅是直接册封为“太子”。无论是真共和或是假共和，维持表面上的体面是必要的。需逐步加强其在军队和党内的势力，并逐步提升其地位，直至接近领袖之位。如此一来，领袖一旦离世，儿子方能顺利继承大位。
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蒋介石，他选择了儿子蒋经国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1937年，蒋经国学成归国后，随即投身军旅生涯。1938年，他荣获少将军衔。次年，他被任命为江西赣南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全面掌握地方政权和军事大权。此后，他不断晋升，成为江西省防空司令、省委委员。1945年，他被调至中央，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军的领导职务。其目的在于，在青年团和青年军中选拔人才，构建他未来政治和军事领导团队的基石。
蒋经国的成长轨迹，无疑是蒋介石精心布局的结果。他历经党政军各领域的磨砺，逐步积累资历，逐步晋升。抵达台湾后，他先后担任国防部主任、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最终，他荣升为行政院院长，这一职位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国务院总理。如此一来，待蒋介石离世，蒋经国以总理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接任国民党主席和总统的职务。
因此，即便教员希望儿子接任，他也必须遵循这一流程。在军队中积累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岸英从朝鲜战场归来，取得军功后，便有资格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这样的推理似乎合情合理，不是吗？
然而，其中确实存在疑点。岸英于1945年12月从苏联返回祖国，而此时距他赴朝鲜尚有五年之遥。自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教员已晋升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其思想更是被正式纳入党章。此时，儿子从海外归来，正逢培养接班人的关键时刻。需知，蒋经国在1937年底回国后，不过数月便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这1945年至1951年的六年期间，难道我国就未曾经历战火？实则不然，这期间正是我军战绩最为辉煌、战事最为顺利的六年。1945年9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战事遍布东北、华北、华中、西北等地。尽管主要对手是国民党，但相较于其他敌手，战斗相对安全，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战斗力相对较弱，您说是吗？
此刻，若派派岸英前往东北担任林彪的参谋，实际上并非难事。那时，北满根据地已较为稳固，司令部内待命亦相对安全。
待辽沈战役落幕，师部亦转至相对安全之地，那时我即可担任师政委一职，继而随东北野战军南下征伐。届时，我将辅佐一位才干出众的师长执掌指挥之权，如同秋风扫过落叶，必定连战连胜，势如破竹地将蒋介石驱赶至台湾。这一切无需过人的军事才能，亦无需冒太大风险。
连续取得几场胜利后，不就能晋升为纵队政委吗？之后掌控某一区域，便直接从纵队政委跃升为地委书记，这样一来，就拥有了党政军的全面资历，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晋升之路。
然而，在这五年的时光里，教员并未将任何军事任务委派给岸英，而是安排他投身于农耕实践，参与农村的生产劳动。随后，他又投身于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并未掌握实权，但主要负责的是宣传与文书工作。建国之后，他转而进入一家工厂，担任党支部副书记一职，既未踏入军旅，亦未加入政府行列。
彼时国家百废待兴，人才匮乏，一位拥有留学经历的高级知识分子，政治立场坚定可靠，这样的条件已足以达到最低的任用标准。然而，并未显现出从党政军各领域培养接班人的迹象。
2. 教员的选择
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实则并非投身战场历练资历的佳时。
首次踏上境外战场，解放军面临的是一片陌生的土地和诸多未知的挑战，风险系数因而显著升高。
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很好，到哪个地方都有地下党组织和老百姓带路啊、通风报信之类的。在朝鲜，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其次，对抗全球最强国家。
彼时的解放军面对国民党军队，战事相对轻松，然而与日军交手时，却倍感压力。日军装备精良，士兵个人战斗力尤为突出。相较之下，日军在对抗美军时，则显得力不从心。
美军的战术素养固然卓越，然而其装备与火力之强大，尤为关键。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在装备上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距。这并非同属一个时代的对决，恰如昔日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所持的热兵器与清军的冷兵器之间的差异。我方依旧依赖传统的步兵装备，即步枪、机枪和火炮，而美军则已实现了海陆空全方位的立体作战。在空中，他们拥有飞机；在地面，坦克和装甲车驰骋；在海上，战舰威严巡弋。
在漫长的战争历史长河中，当两支存在代差的军队交锋，败北的往往是技术或战略相对落后的那一方，这样的情况鲜有例外。
即便偶有例外，这些胜利亦多为抵抗侵略的一方在其国土上取得的。例如，埃塞俄比亚在抵御意大利入侵时取得的胜利。
即便身处客场，历史上也鲜见装备落后于对手整整一代的军队能够取得胜利的先例。
在这种情境下，将儿子推入战场以寻求“镀金”实属不明智之举。若是将意图重点培养的干部派往一线锻炼，尚可接受，毕竟若不幸牺牲，尚可另择人选。然而，能够继承家业的儿子却仅有这一位，一旦不幸离世，便无可替代。
实际上，若我们深入思考，从教员个人的立场出发，并着眼于培养儿子接任大业的全局考量，最明智的决策或许并非派遣岸英前往朝鲜，而是避免这场战争的爆发。
因为当时教员的领袖地位已经很巩固了，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统一全中国，这个功劳还不够大？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仅有三位人物能够从最底层的草根身份起步，历经奋斗终成统一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分别是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以及伟人毛泽东。这样的奇迹，平均每千年才得以出现一次。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还在寻求什么成就？朝鲜战争已然胜利，你身为最高领导人，似乎已无更多上升空间。倘若战败又会如何呢？
当时，中央高层中，除了教员与彭总，多数人普遍持反对意见，主张出兵朝鲜。众人普遍认为，历经艰苦，国民党已被驱逐至海岛，大陆实现了统一，经过多年战火，此刻理应抓住机遇，致力于国家建设。简言之，众人的心态无不趋向于求稳。
在这种背景下，你坚持众人反对的意见，力主出兵。若战败，恐怕会对教员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是这样吗？
众口一词，告诫勿起争端，而你偏要违逆，终至战败，致使数十万青年血洒疆场，国家经济亦因此陷入困境。显而易见，有人必须为此次失误担责，你或将被迫下野，或退至幕后，至少也应剥夺你的最终决策权。今后，无论大事小事，均需集体投票决定，再不可仅凭你一人之见。
当时，教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他闭门深思，整整七天，才最终下定决心，派遣军队前往朝鲜。这无疑是一项充满挑战、风险极高的抉择。
当时，毛泽东欲命林彪率军奔赴朝鲜，林彪却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了这一重任。紧接着，他又提出让粟裕担当此任，然而粟裕亦以同样的理由推辞。至于他们是否真的因病无法领兵，我们暂且不论。但两位将军均无法成行，这无疑让毛泽东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困境。
尽管如此，他仍决意出兵，随即做出了两项关键决策。首先，他任命彭总担任统帅，以解决军队的最高指挥权问题。其次，他将自己的儿子派遣至战场，旨在巩固党内的团结与共识。
彭总在红军时代以及抗战岁月中，建立了赫赫战功。然而，在解放战争的尾声阶段，他的表现并未显得特别卓越。这主要源于他所负责的西北战区并非主要战场，因而未能有机会指挥庞大的数十万大军进行决战。
所以教员这次派几十万大军入朝，首先想到的是指挥过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林彪和粟裕。选彭总是没办法了。用教员的话来说，就是：“我作为共产党的主席，不派自己的儿子去，又派谁的儿子去？”
此刻疑问产生：为何在解放战争时期，导师未作如此考虑？
鉴于当时党内意见高度统一，战事亦进展顺利，若派自己的儿子参军，难免给人以培养接班人的印象。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凝聚党内同志共同支持入朝作战，并提振志愿军士气，他才最终决定让岸英投身战场，参与抗美援朝。
须留意，此番决策并非岸英主动请缨，实乃教员所定。岸英赴朝之际，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其行期与派彭总入朝的决定同步。彼时，关于是否介入战争的争论旷日持久，党内意见并未达成统一。直至十月份，美军已逼近鸭绿江畔，局势万分危急，若再不迅速作出抉择，恐将错失良机。
10月4日，彭总正身陷西北，主持着一场关键的规划建设大会，并无出征打仗的丝毫准备。然而，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他即刻启程前往北京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会议进行至中途，他不得不中途离席。当天午后抵达北京，教员便立即与他讨论起朝鲜战事。彭总当时并未立即发表意见，而是深思熟虑了一夜，直至次日才向教员明确表示：我完全赞同您的决策。
换言之，决定出兵朝鲜的决策最终是在10月5日得以确定。
据聂荣臻的追忆，教员于10月6日告知他，岸英需前往担任彭总的俄语翻译。紧随其后，10月19日，彭总偕同一名秘书与两名警卫员，悄然踏入朝鲜；10月23日，彭总的首批司令部成员亦抵达朝鲜与他会合。岸英便是这批于10月23日入朝的人员之一。整个行动均严格保密。直至11月2日，志愿军与美军交火之际，国内方才发布声明，公开表态支持志愿军赴朝作战，并展开了相应的政治宣传。
也就是说，岸英毅然选择投身抗美援朝的决定，是在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定下。在那般紧张且保密性极高的战争节奏下，身为工厂工人的岸英，听闻朝鲜战争爆发后，绝不可能自发提出参军的要求。
教员自是不会将心思耗费于此类考量：诸如“此次攻打朝鲜乃良机，可让岸英积累资历，日后归来得以提拔，接替我的职位”。即便他有所思量，那也应在最为紧张、险象环生的阶段过去之后。
自10月9日起，即岸英启程入朝的前半月，斯大林已提前告知教员，鉴于我国空军尚未达到完备状态，短期内难以提供空中掩护支持，预计需时两至三个月方可做好充分准备。
若真打算积累经验、提升身份，大可稍作等待，待两个月后苏联空军提供保护之时再行动，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可靠？
实际上，10月22日夜晚，正当我与岸英等一同踏上朝鲜的土地之际，39军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何凌登，在汽车中不幸遭受美军飞机发射的子弹击中，英勇牺牲。
所以那是极端危险的，由于美军具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任何人，包括彭总在内，只要一踏入朝鲜，就随时有生命危险，不会因为你是当参谋还是当翻译而有所区别，不会因为你是主席的儿子还是农民的儿子而有所区别。入朝之后一个月，岸英就牺牲了，死于美军的空袭。
审视这段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教员将岸英派往朝鲜战场，并非单纯为了培养其成为接班人。而是在党内多数人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面对美国这一强大的对手，为了促成抗美援朝这一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这一决策。此举旨在争取党内高层支持，提振志愿军战士的士气，凝聚全党全军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为争取战争的胜利而奋斗。
这无疑是一项崇高的抉择，一个充满奉献精神的决策。绝非为了虚名，国家主席之子敢于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以求虚名，何况他从事的仅是俄文翻译工作，这样的牺牲实属没有必要。
观摩蒋经国先生，他回国仅三个月便荣膺少将头衔，更无需奔赴前线，而是在后方担任保安司令数年，便顺利晋升为中将军衔，这才真正是所谓的“镀金”，这才是对接班人精心培养的典范。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教员对岸英的部署便已显露端倪，显然并无将其培养为接班人的打算。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覆灭过程中，他并未让儿子分取战功，而是将荣誉让给了所有战友；当大多数人都对战争的胜利持怀疑态度，即便粟裕、林彪等战将声称生病不出时，他依旧派遣自己的儿子迎击美军，勇敢投身战场。
所以说，那些所谓的要感谢美国飞行员、感谢蛋炒饭之类的话，都是非常荒谬的。
二、《***是怎么升起的》
首先，我愿就此澄清首个流言。转而，我们便来探讨第二个谣言，相较于前者，这一问题显得更为复杂。
1. 整人与用人
传闻之中，这位教员，为求个人权势，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在党内斗争中，他行事毒辣，态度变幻莫测。
此类传闻之巅峰之作，莫过于高华先生的杰作《***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书中详述了在延安整风期间，某位领导人所展现出的阴暗心理，以及他采取的一系列不光彩手段用以整治他人。
作者在书中阐述道：“整风运动的根本宗旨，在于全面清除国际派在中共内部的影响力，同时削弱并争取以伍豪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通过推广自己的思想来革新中央领导层，最终稳固毛泽东在党内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
诸位注意，延安整风之结束后，教员掌握着核心权力，七大的人事部署正是其意图一手掌控大权的明显体现。
然而，我仔细审视了七大的中央委员名录，似乎那位高华所言并不尽然。国际派的知名人士，如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依旧身处中央委员会之中，他们作为中央委员，并未遭受迫害。
高華便表示，这些人实则已被剥夺了实际权力，仅存一个虚有其名的职位，实际上是被打压了，这话不无道理。
细察延安整风运动，最为活跃、作者认为最受教员信赖的康生，其社会部长一职被剥夺，未保留任何实质性职务，仅剩一个空职委员，这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作者进而指出，此乃因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树敌过多，教员不得已而将他罢黜，以彰显其所作所为与己无关，此乃所谓“舍车保帅”之策。
继而，我们观察中央委员中的提拔名单，可以看到少奇、彭真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作者指出，这不就是教员偏重私情，对首先提出教员思想、率先高呼“教员万岁”者给予大力举荐吗？这看似是任人唯亲的体现。此种观点，似乎亦有一定道理。
瞧瞧，伍豪也晋升了？他并非教员的亲信，实则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中共前辈，曾担任过教员的上级，领导职务长达数年。在井冈山时期，当教员遭遇挫折时，伍豪还站在博古和王明的一边。仅仅一年前，伍豪还与王明在南方局共同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合作融洽。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这位作者再次指出，此行为实乃教员意图彰显其公正与宽容的形象。他或许是为了掩饰自身的权力欲望，而有意塑造出这一典范。
此等说法，在我看来，似乎略显牵强。客观而言，高華在历史细节的考据上颇为严谨，绝非无中生有。书中所载之事，大体属实，然而他在解读这些事件时，所采用的逻辑却存在瑕疵。
事实上，即便我们以相反的立场和逻辑来解读他列举的这些例子，同样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可以说，王明、博古等作为整风运动的主要批评目标，即便经历了批判，仍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务。这一现象反映出毛泽东胸怀广阔，政治斗争的宗旨在于执行政治路线，而非单纯为了打击个人。
伍豪此类人物曾与王明、博古等一同犯下过失，然而现已深刻悔改。因此，仅需进行一番反省，明确与过往错误划清界限，便应继续予以重用。此情形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任人唯贤、不念旧恶的胸襟，展现了他心胸之宽广。
相反，诸如康生者流，纵然对毛忠心不二、唯命是从，却在整风运动中犯下了严重错误，酿成了诸多冤假错案，因此必须予以严惩。此乃昭示教员公正无私、绝不姑息养奸，亦不庇护纵容其亲信之典范。
瞧，按照这种方式去剖析，同样合理，也有其道理。您觉得呢？
因此，面对同一事件，由于视角和推理方式的不同，我们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究竟该信赖哪一种看法呢？
诸多细微之处因时间所限，未能深入探讨。然而，有一点不容忽视，即评价一位历史人物时，我们务必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量。
为了厘清《***》一书中所体现的违背事实的立场与逻辑，我们有必要对延安整风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
2. 艰难创业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
该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下应运而生，无论是在思想导向还是组织架构上，均须严格遵循共产国际的领导方针。
一方面，共产国际经由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实施远程指导，下达直接的指令。
此外，共产国际亦派遣了若干来自苏联的成员，直接担任中共的领导职务。
这些人士自苏联而来，其权力根基源于共产国际，他们全然服从苏联的意志，并在思想深处将苏联的模式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典范，坚信一切皆应效仿苏联。此类人士可被称为“国际派”。王明与博古便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王明身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长期在苏联遥控指导中共事务；博古，作为王明的同志，受命回国担任领导职务，主要负责贯彻王明的指导路线。
此外，还有一群人是在我国本土孕育而生的，他们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认知，并且具备卓越的才能。这一群体被称为“本土派”，而其最鲜明的象征人物，便是那位教员。
有一部分人则被称为“中间派”。他们虽曾赴苏联深造，但归国后长期扎根基层，亲身经历了众多实际状况，思想层面实则已逐渐融入本土。其中，伍豪与邓公便是颇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他们起初在欧洲深造，对资本主义思想有了深刻了解，思想层面已趋于成熟。因此，当他们踏入苏联时，与王明、博古等未曾受到“污染”的思想有所不同。
邓氏归国后，初期投身于上海党务工作，大体上与国际派同行。然而，在大革命遭受挫折后，他转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渐渐地，他注意到本土派教员在井冈山所取得的成就，于是毅然跟随教员前行。不久之后，他更被国际派斥为“毛派头目”。
这情形恰似当下，一家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了一家子公司，虽为独立法人，中方亦持有部分股份，但美方仍掌握控股权，高层管理人员亦多由美国总部派遣。诸如王明博古者，如同在美国本土长大的美国人，已完全西化，深受美国总部青睐；伍豪、邓等，则如同被派往美国的留学生，曾在总部接受短期培训，归国后担任要职；至于教员，则代表中方股东，是为革命事业出资者，然而股份份额不多，故而在公司中缺乏话语权。
那个时候的苏联就好比是一个大财团。共产国际，就好像是它设立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或者说小微企业孵化器，专门在世界各国搞风投、支持新的共产党创业。中共这个共产国际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由于有财大气粗的苏联在后面砸钱，刚开始发展得很快，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了好几万人。
然而，一旦企业规模扩张至一定程度，问题便接踵而至。这与我们的创业历程亦然，起初规模有限，鲜少有人关注，唯有依靠自身努力生存。及至规模扩大，众人便将我们视为竞争对手，纷纷发起价格战，企图挖走我们的人才，甚至不惜在媒体上散布我们的负面信息。
当然那是革命战争时期，竞争对手的手段就比较直接了。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时候，本土派和国际派就出现了分裂。本土派的代表教员带着军队上山打游击去了，国际派还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死守。
最终，本土势力在农村的根基得以稳固，而国际派在上海则遭遇国民党势力的重重打压，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整体搬迁至教员所创立的江西革命根据地。
恰如现今众多企业，为图一时之面，纷纷涌向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CBD，租赁那些顶级办公楼。然而，这些区域写字楼的租金高昂，风光无限的日子过后，往往面临无力承担租金的困境。
众人一瞧，不禁感叹江西分公司的毛经理确实干得出色，他圈得一块地正在进行建设。虽然目前还只是些待完工的毛坯房，但至少拥有独立的产权，给人以稳定之感。因此，总部便毅然决定将办公地点迁移至江西。
自总部同仁抵达江西，他们仍旧怀念起曾在CBD度过的繁华时光。日复一日，他们憧憬着重返大城市的热闹生活，渴望发动一场如同正规军般的攻势。谈及此，他们甚至还能引经据典，援引俄国的十月革命作为理论依据。他们曾计划直接向圣彼得堡发起攻击，并坚信定能取得胜利。
这乃是与教员所倡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不谋而合。总部那班人，倚仗自身领导地位，又有共产国际这一投资方及大股东的支持，遂将教员罢免，自行调度军队作战。然而，经过数番战役，竟将江西根据地的这点根基消耗殆尽。无奈之下，只得变卖家产，踏上逃亡之路，意图前往湖南寻求二六军团的庇护。
总部那边的人，心肠颇为狠辣。鉴于教员当时身体抱恙，行动受限，他们便认为此人难以管束，携带在身边反而成了累赘，于是决定将他留在江西，并未带他一同前往湖南。
在关键时刻，蒋介石伸出援手，助了一臂之力。蒋介石此人，相较于国际派那群人，更能识人辨物。他早早洞察，上海那些沉溺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生对他并无威胁，反而是那些在江西农村掀起革命浪潮的泥腿子，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因此，他不断在报纸上宣扬打击、杀戮的口号，坚决主张消灭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这使得包括全国各地的红军和地下党在内的许多人，都误以为朱德和毛泽东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而博古、王明等人的名字，鲜为人知。
此刻，以伍豪为先锋的中间派毅然挺身而出，坚决主张将教员一同带往，毕竟若其滞留江西，一旦被国民党捕获或遭暗杀，必将对军心士气造成极大的冲击。
这标志着中间派首次公开发声，表达了对本土派的拥护。实则，这一举动亦反映出，在历经大革命以来的诸多挫折后，中间派已开始出现动摇。尽管在组织层面仍旧服从国际派的领导，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已逐渐偏向本土派一方。
自长征启程，蒋介石迅速识破了红军的逃逸路径，并在西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国际派那些人确实缺乏实战经验，一旦手头略有资本，便热衷于探讨如何进攻大城市，这被称为“左倾冒险主义”。
战败后便匆忙撤退，心慌意乱，一门心思只想尽快抵达湖南以求得安全，一路疾驰，此种行为可称之为“右倾逃跑主义”。
行进途中，蒋介石不断布下重重围堵与追击，形势愈发危急，全军似乎即将陷入覆灭的境地。正是在这关键时刻，中间派终于按捺不住，于遵义会议之际，与本土派携手，联手迫使国际派将红军的指挥权拱手相让。
在这种局势下，教员挺身而出，领导红军发动兵变，将那些国际派人物拘捕，实属可行。毕竟，我们遭受的损失太过惨重，你们在上海失去了总部，而后又让我们的根据地落入敌手。如今，三万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军中士气之愤怒，不言而喻。
若是教员怀揣野心，径直煽动军队引发哗变以夺取权力，那么一切纷争便可瞬间平息，随之而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亦将不复存在。
《***》一书中提及，教员其人颇具心机，在党和军队之间施行双重策略。面对党内，他倡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调，意图以军权为手段，夺取党的权力；而在军队内部，他又宣扬“党指挥枪”的原则，凭借自身在党内的地位，对那些军队高级将领施加压制。
此类分析实则与我们先前所述相呼应，即以谬误的逻辑推导出真理。诚然，教员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毋庸置疑，但他绝无意图以军权来攫取党权。教员毕生未曾利用军队来对付党内政治异己。无论是江西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整风，抑或是后续的大革命，皆一以贯之。
在江西，党中央让他交出军权他就交出军权，连续交了三次；在长征路上，眼睁睁地看着跟自己一起上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白白牺牲，他还是坚持要搞党内斗争。这是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不是什么两面派，什么野心家。
我们做个对比：
自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张国焘尚未被要求交出兵权，亦未获准其部众赴战场牺牲。然而，他内心焦躁不安，仅因北上或南下的路线分歧，便迫不及待地企图发动兵变，意图逮捕张闻天等同志，进而自立中央。
这才堪称以军权谋取党权，这才是典型的两面手法。
我们不妨设想，若当年那群国际派人士，未曾踏入教员的势力范围，而是闯入张国焘的领地，试图对其指手画脚，甚至要求他交出军权，那么结局恐怕将截然不同。
因此，尽管中共内部汇聚了众多杰出人物，但众人何以心悦诚服地追随教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军事指挥和战略规划上的卓越才能，更关键的是，他通过这些实践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教员始终将革命事业置于个人权力和地位之上。
亲手组建的军队，在所征服的领土上，却有一批未能保住领土的“上司”纷纷现身，他们一声令下，他便遵命行事，无论是升迁还是降职，都照做不误，这样的情况连续发生了三次。有几人能够做到如此顺从？
最为奇妙的是，曾在风雨飘摇之际的上海，召开了一场会议，旨在罢免那位曾以少胜多，击败了蒋介石所率十几万大军的教员。然而，派来传达命令的特派员身份卑微，他在路途中耗时一个多月，竟然连一份书面文件也未携带。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竟然将口信传达错了，误传了开除毛泽东同志党籍的指令。
教员即刻卸去职务，将党内及军内的一切权力尽数移交，遂退隐江湖。
这就叫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这种人来当领导，大家才会服你；你下的命令，大家也会坚决执行，这叫以身作则。
3. 摆平山头
因此，遵义会议的最终成果，本土派重新执掌军权乃势所必然，其势头不可逆转。
然而，鉴于教员的让步，国际派仅是交出了军队的指挥权。党内最高领导者张闻天依然站在国际派的阵营中。中间派的伍豪则被赋予了对军事行动的最高决策权，而随着教员的重新归来，他成为了伍豪的副手。
鉴于伍豪对军事缺乏了解，加之其性格谦逊，实际的指挥权仍由教员掌管。
经过数番胜利的洗礼，教员荣膺军委主席之位，而伍豪则晋升为副主席，二者职位互换，从而使得这一关系得以理顺。
教员执掌权力后，红军最终抵达陕北，并在此地稳固了根基，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凭借这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他逐渐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导者。
但是这个一把手的地位不是很稳固，甚至不是很明显。最高领袖名义上还是张闻天，虽然他比较支持教员，本人也没有争权的野心。但他背后的国际派在苏联的支持下仍然非常强大，特别是1938年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国以后，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进行干预，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得益于苏联的支持，王明着手对中央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将随他自苏联归来之康生与陈云两位人物安插进了中央书记处。
中央书记处自此演变成了由王明、教员、张闻天、康生、陈云等五位领导构成的阵容，其中国际派成员占据了四个席位。
本土阵营中，唯有那位掌握军权、实难撼动的导师。
因曾转投他方而遭受惩处，中间派人士伍豪被逐出中央书记处，致使其职位全失。
因此，高华便以七大的人事配置为切入点，指责教员任人唯亲，偏袒那些愿意“俯首听命”的个体进入管理层，并且罗列了诸多看似合理的借口。
对比王明，便一目了然：教员在七大的人事布局可谓是“和光同尘”。
在中央五大书记中，不仅包含了中间派伍豪，国际派任弼时的身影，还涵盖了本土派解放区教员和白区少奇的各自代表，各派系的重要人物均齐聚一堂。
朱德，昔日国民党将领，曾游历欧洲，踏足苏联，是伍豪引荐入党。他在井冈山与教员并肩作战，亦曾参与将教员从领导岗位上移除。长征途中，又被委以重任，服务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他与各方均有深厚渊源。他德高望重，性情温和，却不隶属于任何特定派系，因而成为了各方力量的缓冲与调解者。
对照王明与教员所挑选出的两位名单，方能深刻体会“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的真谛。若要从无可挑剔的视角审视毛的用人之道，自然能够找出诸多瑕疵；然而，若将之与同期其他政治领袖相较，便不难发现，在公正无私、唯才是举、不计前嫌等方面，鲜有人能出其右。
当王明执掌权力时，他专重国际派人士；而蒋介石掌权，则偏重黄埔军校的亲信嫡系。唯独毛泽东掌舵之际，不论派系背景、地域差异，只要是能力出众、坚守党的政治方针者，皆得重用。
在军中，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方面军司令林彪是毛泽东主席的亲信，而西北方面军司令彭德怀则是一位独立思考的无党派人士。中原战区司令刘伯承则被视为国际派。在毛泽东主席于井冈山遭受排挤后，前线反围剿的指挥重任便落在了刘伯承肩上。彭德怀那句“儿卖父田心不疼”的愤怒斥责，也是直指刘伯承。
华东战区司令陈毅是中间派，跟伍豪邓小平他们一起留学法国回来的，算是周的铁杆，但华东战区的实际指挥是粟裕，是长征开始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将领，少奇提拔上来的；
华北战区由聂荣臻指挥，而这位聂将军曾在欧洲与黄埔军校期间，担任过伍豪将军的部属。
因此，您瞧，在教员的引领之下，中央的五大书记以及军队的五大主力战将，均分布各山头，各有其位。
为什么延安整风后的共产党这么团结？不说是确立了教员的领袖地位，有了领袖就号令统一了。
国民党老蒋的领袖地位早确立了，号令也统一，问题是大家都阳奉阴违，打起仗来都是各顾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共产党有没有领袖，而是教员这个领袖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的作用除了制定战略，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超越派系，公正对待党内军内的各种力量，没有偏私。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就特别抱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在孟良崮战役中，由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张灵甫指挥的精锐第七十四师，面临着被围歼的险境。蒋介石连日来不断发送电报，命令周边部队予以支援，然而，除黄伯韬的二十五师外，其余部队均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
为何25师不惜全力奋战？只因师长黄伯韬虽非黄埔嫡传，却深得蒋介石信任，因而他心怀感激，摒弃派系之别，展现了对党国的忠诚之心。
在淮海战役的激战中，三大兵团的指挥官中，唯有黄伯韬并非黄埔军校的嫡系成员。遗憾的是，他也是唯一一位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者；而其余两位黄埔系将领，杜聿明与黄维，最终成为了战俘。
蒋介石在出席黄伯韬的追悼会时亦曾表示：“若我麾下将领皆能如黄伯韬般勇猛，岂会败于共军之手？”然而，他似乎未曾觉悟：唯有他对非黄埔系将领的态度如同对待黄伯韬一般，方能确保将领们具备黄伯韬那样的品质。
——前文所述略显偏离，但言归正传，让我们继续探讨王明归国后的情形。他在重组中央书记处人事时，私心之重、表露无遗，不仅对本土派施加了压制，更将中间派得罪了个遍。
然而，他所采纳的过分迁就国民党的政策，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接连失利，最终走向了失败。
然而，王明背后有苏联的坚定支持，众人一时也束手无策。直至1941年苏德战事爆发，苏联不得不将所有精力集中于抗击纳粹德国，无暇他顾。于是，教员乘机发起了反击，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
抵制主观主义以净化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端正党风，以及摒弃党八股以改进文风。
第二个层面聚焦于“整人”策略：本土派力图打压国际派，同时争取团结中间派，以图夺取领导权。
第三个阶段着重于“整军”，即对国际派与中间派所秉持的“全面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进行矫正，以此保障中共对已纳入国民党军队编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并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自身的军事力量。
当时，党内高层中众多成员，伍豪亦然，均认为抗日大业为首要，军队应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调度。
然而，教员的思维依旧清晰。首先，蒋介石的指挥作战能力欠佳，正面战场难以抵挡日军的攻势。若将中共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正面阵地的阵地战中，很快便会消耗殆尽。而国民党对此持乐见其成的态度。
其次，蒋介石随时可能选择放弃抗战，以割让部分国土为代价，与日军联手共同围剿共产党军队。东三省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
在此情形下，我党军队需在统一战线内独立行动，遵循自定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与国民党正面战场形成协同，然而，并非对其指令唯命是从。二者间为合作伙伴，而非隶属关系。对于后来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兵，必须强化思想教育，确保其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切勿将国民党视为上级。
除此之外，延安整风尚有第四个维度，此维度方为最核心之处，即“整党”。
必须通过整风与整党，全面在组织架构、思想意识、路线方针等方面挣脱苏联的束缚，确保中共的完全自主，进而实现从“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向一个纯粹属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转变。
这一层面尤为关键，若整风活动仅止步于第二、第三层次，即便国际派被打倒，"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被推翻，这样的结果仍是不完整的。
然而，若党内存在将苏联视为上级，将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视为权威的诠释，并将苏联的指示视为代表全球无产阶级利益的决策，那么即便这次成功击败了王明，未来一旦党内再次爆发路线之争，苏联仍有可能派遣“钦差大臣”前来担任最终的裁决者。
此次苏联派遣王明介入抗日统一战线，与以往干涉的性质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以前的干涉出现错误，是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为了中国共产党好，是好心办坏事。
而这一次的干涉，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紧张，斯大林希望拉拢蒋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让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交出军权。
换言之，被誉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的斯大林，在苏联国家利益与别国无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之际，毫不犹豫地偏向了前者。
我们不能说斯大林这样的选择是错的，但肯定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
《***》一书中对于这一事实的处理略显草率，提及王明因能力有限，未能自苏联获得军事支持，教员便借此契机对王明进行抨击。
这是很肤浅的。这不是王明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斯大林的重大战略选择。抗战开始以后，苏联竟然大规模向国民党援助军火，而只向共产党提供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内部戏称为，“军火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的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表面上是本土派向国际派夺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向苏联夺权。前者只需要高层斗争就能实现，后者则必须全面整党，所有党员都要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改造。
然而，这第三个与第四个层面不宜直接点明，鉴于我们追求的是独立而非全然脱离统一战线，更非与苏联决裂。我们仍需与日本交战，且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地位亦需予以认可，未来相互协助之处尚多。对于苏联和斯大林，我们应当充分给予面子，毕竟，岂能公然宣称斯大林同志已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呢？
因此，延安整风运动表面上看似一场针对党风文风的整顿，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一场简单的思想教育活动。然而，实际上，两条隐秘的线索正悄然交织展开：
首先，我们号召全体同志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并尊崇教员思想，确认本土派领袖教员在革命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对过往的错误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与清算。我们要让同志们充分认识到：对苏联的指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应盲目迷信，更不能将其奉为不可动摇的最高准则。
此外，必须对自抗战时期以来前往延安或投身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进行严格甄别。需明确区分，他们中哪些人是出于信仰共产主义而加入，哪些是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以及哪些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务必厘清这些身份。
因为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抗日嘛，很多人到延安来或者加入八路军，不是说我信仰共产主义，而是说我要参加抗战。这些人共产党也欢迎，但是具体态度要搞清楚，以后跟国民党开战了才能区分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依靠的。
此外，由于共产党合法化了，很多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也给放出来了。这些人当中有谁是坚持斗争的，哪些是屈服认输的，哪些是变节投降的，都必须要搞清楚。
这项工程规模庞大，加之当时尚无个人档案管理系统可供依托，加之身份证与户口簿均未落实，唯有亲自撰写材料，并搜集各方人士出具的证明材料，以相互核对，确保无虚假之嫌。在这一过程中，不免会出现诸多差错。众多人员深感无辜，承受了不公的委屈，这样的情形在所难免。
《***》一书的作者通过对延安整风时期口号与实际行动之间差异的深入剖析，详尽地查证了一系列错判的案例，并将矛头指向了领导者：你看，你表面上宣扬的是整治学风和文风，实际上却推行个人崇拜，对于那些不盲目崇拜你、不盲目追随你的人，进行了政治审查和政治打压。你若意图巩固权力，我们尚可理解你只需推翻王明等人即可，但为何还要极尽贬低、折磨之下，使得基层民众也深受其害？
第一，让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本土化政党；
第二，保证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为即将到来的国共战争做好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残酷至极的时代，每日战场上都有成千上万的生命消逝，无数平民亦在困厄中命丧黄泉。面对如此局势，教员及其同仁肩负起扭转乾坤的重任。从这个视角出发，教员发起的整风运动，旨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与严格审查，其严厉程度实属必要。
四、教员的忏悔
就在苏德战争爆发和延安整风之前，苏联刚刚进行了一轮类似的“整风运动”，它的目的，也是在于对苏联共产党建党的各种路线方针进行总清算，统一政治路线。
在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15人被判处极刑；在1934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基洛夫不幸遇刺身亡，仅剩19人幸存，其余人或被处决，或选择了自我了断。而在中层和基层，遭受处决的人数更是众多。
因此，我仍坚持道：“不怕不识真金，只怕货比三家”，斯大林的这一举动，堪称“在党内确立绝对领导地位”的典范。
教员所采用的让众人参与学习班、撰写思想汇报、以及召开会议进行批判的做法，距离确立绝对统治地位尚有相当距离。
你要用我们今天在和平时期、法治建设比较完善的标准去评价毛的这些做法，那肯定是问题多多。但要是跟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斯大林比较一下，教员这么做简直就是宅心仁厚、菩萨心肠，用思想改造来取代“肉体消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痛苦的肃反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派当权的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也喜欢在党内军内搞肃反。
那段时日，生存条件极其艰苦，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稍有不慎，便可能遭遇满门抄斩的厄运。因此，当局采用严刑逼供等残酷手段对嫌疑人进行审查，导致无数冤假错案频发，错杀无辜者无数。
这场严肃的反右斗争何时结束的？恰是在教员掌握权力之后。
自延安整风运动拉开序幕，直至教员离世，中共内部未曾再发起过大规模的肃反杀戮行动。
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中，也未曾因政治分歧而导致党内中高层成员的牺牲。
确实，诸如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遭遇令人痛心，他们不幸成为了冤案的牺牲品。然而，他们仅仅是普通的党员，而死刑的判决无需教员亲自批准，这是他无法左右的。
凡属毛须审批的政治敏感死刑案，无一例外，皆被他坚决驳回。
自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一个不杀”的口号起，教员便将“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宗旨贯彻始终，一生坚守这一原则。
新中国的奠基者们，无人因处决或实质上的处决（诸如被囚禁而遭受饥饿致死或暴力伤害致死等）而陨落。
教师坚持这样的理念，主要源于从红军时期肃反扩大化中吸取的深刻教训。
在那个时期，在国际派的影响下，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普遍展开：邓发主持的闽西根据地、贺龙与夏曦领导的二方面军、张国焘指挥的四方面军，乃至毛泽东同志的江西根据地，肃反行动均较为激烈，普遍存在严重的扩大化问题。其中，有些案件纯属无端捏造，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因此蒙受冤屈，惨遭杀害。
最令人费解的是，邓发在闽西地区实施的针对“社会民主党”的肃反行动，其背后原因竟然是苏联的举措，导致国际派人士纷纷效仿苏联的做法。
在福建的偏远山区，由于通讯设施极为简陋，这里连手机、电视、电话、广播和报纸都无法使用，仅有几台电报机作为领导人与中央的通讯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可能有人会受到来自东欧的“社会民主党”的渗透呢？又有谁知道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宗旨有何不同？
即便如此，邓发所领导的闽西肃反行动中，亦对数千名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实施了处决。
在那个阶段，教员也曾一时冲动，犯下了严重的过失。然而，将《***》一书中所提及的主要责任完全归咎于教员，实属不妥。
若其他根据地未曾实施肃反措施，而江西独树一帜地展开肃反行动，此论调或许成立。然而，事实上，各根据地均开展了肃反活动，其中不乏比江西更为激进的例子。因此，将肃反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教员，实属不妥。
2. “一个不杀”
于党的七大召开之际，教员已彻底执掌权柄，彼时他明确表示：
“经历肃反，我们走了一段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行为理应予以抵制，但在党的初期阶段，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犯下了错误。”
他以“极痛苦”一词来形容那段肃反岁月，这不仅映照了党和红军所承受的深重之痛，亦是他个人所经历的切肤之苦。
他深刻反省了那种痛苦与错误，并坚定地立下决心，务必杜绝类似的滥杀无辜的肃反运动再次上演。
《***》一书中提及，教员在延安整风期间之所以克制未采取极端措施，实因苏联的干预。正是收到季米特洛夫反对整风运动进一步扩大的电报后，他才不得不暂时收敛。
然而，问题在于，教员“一个不杀”的命令是在接获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之前便已发布。作者对此亦予承认，只得解释道：教员发表如此言论，实则仅为彰显其宽容大度，实则整风运动的扩大化趋势并未真正平息，教员本人亦无意使其平息。直至收到电报，教员才被迫将这番虚言转化为实际行动。
这逻辑似乎难以反驳：毕竟，好言似乎总是虚假的，而好事似乎总是强加的。如何进行辩驳呢？
即便在中共完成国家统一、成功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斯大林离世之后，那位导师是否仍旧坚持其一贯的言论和行动，还是说，他此刻将展露锋芒，意图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清洗，无人能加以阻止？
1956年4月26日，在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其中对如何处理反革命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在机关、学校、部队内部开展反革命清查工作时，必须坚守延安时期确立的原则，即坚决不杀一人，尽量减少逮捕人数。
哪些人不予处决？胡风、潘汉年、饶漱石等人均免于死刑，即便是被俘的战犯，如宣统皇帝、康泽等人亦不予以处决。
不予以杀戮，并非因为无罪可诛，实则是因为杀戮之举弊大于利。若对其中一人下手，必将引发连锁反应，第二人、第三人接踵而至，无数生命将遭受无妄之灾。此乃首要之理。
第二条，存在误杀他人的风险。一旦人头落地，历史经验表明，其无法如割韭菜般再次生长。一旦出错，即便渴望纠正，亦无回天之力……
然而，是否应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对于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不予处决？这属于我们的内部规定，无需公开声明，实际上应尽力做到。若有人投掷炸弹，导致屋内人员全部或部分、三分之一死亡，那么是否应该处决？答案是一定要处决。
我党在肃反工作中秉持“一个不杀”的原则，这并未影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保持严厉的立场。同时，这一方针确保了不会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即便出现失误，也给予改正的机会。此举不仅有助于稳定人心，还能有效避免党内同志间的相互猜疑。……如此行事，对于人民事业与国际形象均有裨益。”
将此前的言辞与教员在七大期间发表的讲话相对照，便不难发现，他对红军时期肃反问题的反思显得尤为真诚且深刻。
胡风、潘汉年、饶漱石等，均为教员亲自指认的反革命分子，且均为资深党员。然而，教员坚决反对处决这些人，一方面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免错杀无辜；另一方面，他深刻理解“上行下效”的道理——一旦高层开始对反革命分子实施杀戮，底层便会纷纷效仿，导致无辜者大量丧生。因此，他选择制止政治斗争中的滥杀行为，对那些反革命首领，他决定不予处决。
诸如胡风、潘汉年、饶漱石等人物，若其性命被夺，与之有所关联者亦多将遭受牵连，不幸丧命。这些微末之辈，教员自是无法逐一审视其生死存亡。若对“首恶”予以宽恕，不予以处决，那么那些无辜被牵连者，自是无须遭受惩处。
此外，教员深刻领悟到一条真理：“即便犯错，亦有机会得以改正，此乃稳定人心、化解党内猜疑之关键。”无论是遭受批斗还是被撤职查办，只要不涉及生命，多数人仍敢直言不讳。不取人性命，便始终为人们保留了一线生机，只要你所坚持的确实是真理，终有一日能扭转乾坤。如此一来，党内斗争便能维持在较为理性的轨道上。
这种理性化的处理手段，引领中国走上了与苏联截然不同的前进轨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人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受了政治打压。然而，绝大多数人，只要身体康健、心态平和，没有轻生念头，都顽强地渡过了那段动荡的“大革命”，最终迎来了昭雪平反的时刻。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如此顺畅，关键在于我国社会的精英阶层虽然遭受了暂时的挫败，却并未遭受如斯大林时期肃反运动那般直接的肉体消灭。一俟路线方针回归正轨，这些人才便迅速重返工作岗位，社会并未出现人才断层的严重现象。各行各业中，迅速涌现出众多经验丰富的高级人才。
遭受不白之冤者自无疑问会对文革抱有反感，然而，大多数人对于文革亦无深仇大恨。随着文革的落幕、冤案的平反以及“四人帮”被捕受审，众人得以接受邓小平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齐心协力投身于建设事业。众人不再纠结于过去的纷争，亦未出现如斯大林去世后那样的“匈牙利事件”等社会动荡。
倘若教员效仿斯大林之举，将所有反对他的高级干部尽数处决，那么在19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关键时刻，若邓、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未能稳固局势，党内军内掌权者皆为一群未经长期考验的新人，我国极有可能步东欧与苏联的后尘，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爆发内战。新疆、西藏等地亦有可能出现分裂，届时我国将如同南斯拉夫、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届时，若还有人侈谈中国崛起、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等话题，恐怕就如同疯子在梦中呓语一般。
五、杀与不杀之间
自然如此，但说到底，那些心地慈悲、手软无力的人是无法成为革命领袖的。毕竟，慈心不适用于统帅军队，对吧？
教员的“一个不杀”原则，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政治斗争领域。面对那些武装起来的敌人，他展现出了坚决果断的态度。至于那些犯有血债的，亦即教员所指的“投掷炸弹于民宅”的反革命分子，则绝不容姑息，该杀者仍需依法惩处。
诸如建国初期对反革命势力的镇压，众多地区的“东霸天”、“南霸天”等黑社会、会道门头目亦遭到了严厉的惩处。
在崇新岳先生的天涯博客文章《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中，他总结了一条颇具见地的观点，我深感认同。他提出，只要出发点是为了公共利益，即便犯下重大过失，教员也绝不会轻易将其处死。然而，若是出于个人私利，他的态度则是坚决果断，毫不含糊。
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刘青山与张子善二人。他们身为国家的高级干部，曾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并非毛教员的反对者。然而，他们却犯下贪污公款的罪行，教员对此决断果断，下令予以枪决，即便有人求情，亦无法改变其坚定意志。
邓氏人物，其影响力贯穿党、政、军三界——曾任总书记、副总理，大兵团政委、淮海战役前敌总指挥——与教员的路线明显相悖。然而，他竟未遭杀身之祸，亦未入狱，党籍亦未被剥夺。教员更是特别关照，确保其人身安全。一旦他显露出悔改之意，便迅速得到重用与提拔，原因在于“人才难得”。
通过一番对比，便能明显感受到教员在任用与处置人才上的胸襟。称之为伟大领袖，是否过分？我认为毫不夸张。
更有趣的是一则经典的对比。那便是教员与蒋介石在对待部下功臣涉及杀人案件时，所展现出的完全相反的处理方式。
1935年，蒋介石麾下爱将、黄埔系骨干张灵甫，因疑妻不端，竟将妻子枪决，此事件震惊全国。蒋介石随即下令严加惩处，张灵甫被监禁一年后，法院判决其死刑。然而，蒋介石考虑到其对党国的贡献，最终宣布不予执行死刑。抗战爆发后，鉴于国家急需人才，且张灵甫愿意以功补过，蒋介石遂将其释放，官复原职，使其重新担任将军之职。
两年后，即1937年，红军的一位将领——黄克功，他在长征途中，凭借卓越的战功，为教员指挥的四渡赤水和攻克娄山关这两场关键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因女友刘茜提出分手，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懑，竟将其枪杀。这一事件在延安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黄克功向教员致信，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恳求有机会投身战场以战功洗刷前罪，并表达了希望在战场上英勇捐躯的愿望。
最终，教员决意对其进行公开审判并执行死刑。在宣判之际，他委托审判长雷经天当众宣读了一封由他亲笔撰写的信件。
“雷经天同志：
信已收到。
黄克功同志往昔的奋斗历程充满荣光，然今日他遭极刑之罚，我及党中央的同志们对此深感痛惜。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在公审会上，我将在黄克功及与会群众面前，不仅宣读法庭的判决，还将宣读我这封信。对于刘茜同志的家属，我们应给予充分的安慰与关怀。
教员
1937年10月10日
——如今重读此信，依旧令人倍感触动。蒋介石何以在兵力上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却败给了教员？答案或许就藏在这封信中。
此外，自踏上井冈山的那一刻起，教员便独创了一项颇具特色的规定——“优待俘虏”。这一举措在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前所未见，纯粹是教员的首创。
简而言之，对待被俘之敌，严禁施以殴打与虐待。对于普通士兵，若自愿加入我军，便予以接纳；若不愿加入，则应即刻遣返，同时还需支付他们一笔路费，以助其返乡。
至于他究竟是重返国民党阵营，抑或真正回归故里，这并非我们所关心的。
对于那些再次入伍却再次被俘的士兵，应持续发放抚恤金并予以遣返。无论被俘次数多少，待遇不变。
被俘的高级将领虽属战犯之列，然须予以妥善关照，不得任意处决，且确保无一生命遭受无谓损失。
在红军时期直至解放战争终结的二十余年间，由教员指挥的部队成功俘虏了众多国民党将领，然而在这些人中，唯有张辉瓒一人被判处极刑。此人在“围剿”行动中肆意烧杀抢掠，对根据地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激起民怨沸腾。在被俘之后，教员与朱德共同商议，鉴于张辉瓒具备正规军事院校的背景，提议让他担任教员一职，为我们传授军事知识。
然而，指令尚未传达到前线，指战员们在愤怒的士兵与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已将张辉瓒就地正法。
实际上，教员对待敌军将领的态度与面对政治对手无异，始终恪守“一个不杀”的原则。
战场上血刃相向，与政坛上的权力斗争并无二致，均被视为推行政治方针不可或缺的方法。
在战火中与敌对势力交锋，双方均旨在确保各自秉持的政治理念得以贯彻实施，这源于对公共利益的坚定追求。此情此景，与那些如同地方恶霸，只为个人私利而欺凌乃至残害无辜百姓的“东霸天”、“南霸天”行为，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后者关乎私利，在镇反运动中，这些人被尽数处决，执行之际，教员面无表情，毫不眨眼；前者关乎公共利益，处决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前者，然而一旦被我方抓获，便无人被杀，亦无报复之举。
像后来淮海战役里面被俘的黄埔将领杜聿明，他指挥的军队杀死的共产党人，哪个地方恶霸比得上？但被抓以后坐了几年牢，建国后没多久就给放了出来，还当了政协委员，后来还当上了政协常委，单论级别的话，比他在国民党那边还要高，活到了1981年，教员去世了他都还没死。
自古以来，真正能将公私界限分得如此清晰的领袖，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呢？
我之所以将此政策称为“变态”，乃是因为它与人性的本质相悖——那便是热衷于报复的人性。
教员能够超越战场上的仇恨，以公正之心对待其最强大的对手，此等气度令人肃然起敬。
因此，观察而言，相较于斯大林，教员洞悉了哪些人不可杀、不应杀；相较蒋介石，他明辨了哪些人应予处决、势在必行。
非但不是一味迁就，亦非无端伤害无辜，而是将公与私、宽宏与严苛的界限划得清晰明了，令人信服。
罗瑞卿将军，作为教员的亲信，却不幸在文革期间遭到教员亲自打倒。他深感冤屈，愤懑之下，竟选择跳楼自尽，不幸摔断双腿。
听闻此事后，教员并未提出要调查是否有冤屈，只是轻蔑地评价罗瑞卿此人缺乏气魄，竟因区区小事便选择轻生。
在文革期间，罗瑞卿不幸被监禁。然而，当听闻导师逝世的消息，他竟悲痛得泪流满面，不顾自身病弱，携妻子同行，拄着拐杖，向毛主席的遗像深深鞠躬。这并非意味着罗瑞卿具有受虐的倾向，亦非自认遭受不公而心悦诚服，实因他在导师身边服务已久，深知导师无论提拔或惩处，无论是对是错，均是出于公心，而非个人恩怨。
六、斗争与团结
在深入剖析了有关岸英与延安整风的流言蜚语之后，现在让我们进行归纳总结，探讨这位导师为何能成为我国历史上千年一遇的杰出领袖。
在众多因素中，首要之策在于确立精准的战略方向，引领团队步入胜利之路，于沙场之上克敌制胜。我党对此始终不遗余力地宣传教育，故此，本人亦无需赘述。
此外，至少有三条可提炼。
领袖应以身作则。
在井冈山，教员历经三上三下的波折，承受了极大的屈辱，却始终坚定地遵从党的指示，正是这种忠诚铸就了他军队的铁的纪律；教员毅然将唯一的健儿送往战火纷飞的战场，即便他最终在那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也使得他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展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勇。
空谈巧辩终究无益，真正关键的是你在关键时刻的实际作为，旁人都是明察秋毫的。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的时候，没有当过一天兵、没有上过一次战场教员就敢带着部队造反。
王明在目睹大革命败局后，意识到留在国内面临被处决的险境，便匆忙逃回苏联。而当毛泽东等革命者们历经千辛万苦完成长征，抵达陕北并投身抗日战争，与国民党达成统一战线之际，他方才乘坐飞机抵达延安，试图争夺领导权。
显而易见，优劣自见分明。若如王明者，无论你才智多么出众、能力多么卓越，又怎能赢得众人的心悦诚服，接受你的领导呢？
其次，应平息山头，而非压制。
在党的七大的人事布局中，教员曾就山头问题发表了一段精辟的论述：
“山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不能草率地予以废除。我们应秉持的原则是，首先认可山头的存在，随后逐步削弱其影响力，最终彻底消除山头。”
消融与根除山头现象的先决条件，是对其予以认可与关照。在团队创业与发展的各个阶段，因不同时期加入的成员、各异背景的个体，往往会导致派系的形成。我们不应轻率地将这些现象归咎于“小团体主义”，而应避免一味地进行压制。
解决之道在于秉持公平原则，并适度寻求平衡。对于相对弱势的山头，我们应给予适当的关照。确保各山头成员都能感受到：领导者的公正无私，在团体中无需依赖个人山头来谋求晋升或自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山头将逐渐消融。
除非跻身嫡系行列，否则无望赢得领袖的青睐。因此，山头内部的成员必须紧密团结，争夺权力与利益，面对共同的困境也置若罔闻，首要任务是捍卫自身山头的利益。长此以往，这个团队必将走向分裂。蒋介石的经历便是这一道理的生动例证。
第三，团结固然重要，然而斗争亦不可或缺。唯有通过斗争，方能深化团结的力量。
斗争哲学，在教员的学说中，占据了一个颇具趣味的位置。常有人言，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然而，教员却断然反驳，称此为无稽之谈，他认为，中国人实则热衷于斗争。
教员性格中尤以好斗著称，与伍豪的和平主义情怀大相径庭。在他眼中，斗争被视为推动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手段。任何国家、任何团队，若长期维持一团和气，难免会失去生机与动力，难以实现进步。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诸多隐患，随时可能爆发危机。
因此，教员的哲学核心在于积极引发冲突，我们应持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于矛盾激化前先行揭露矛盾，对于路线上的错误，必须予以坚决抵制，并通过召开会议进行批判。唯有在经过充分斗争后，将所有矛盾问题一一揭露并阐明，方能真正促成团结。故而，斗争实为团结之先决条件。
然而，教员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始终坚定地将这场斗争约束在理性的界限之内。因此，我们绝不能采取极端手段，如大规模的杀戮，来进行斗争。
此处的平衡实难掌控：若斗争过于缓和，众人皆可轻松过关，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若斗争过于激烈，则可能演变成非理性的仇恨。
比如说，延安整风，一方面必须要整，不能不整，否则中共在思想上永远摆脱不了苏联的控制；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人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也随时准备伺机消灭共产党，斗争得太狠了，万一引起党的分裂，那问题就严重了，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了。
教员就好像一个走钢丝的高手一样，极为小心地维持着这种斗争与团结的平衡，这里面体现出来的领导艺术，是非常高超的。在如此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在完全不耽误对外作战的情况下，竟然完成了对共产党的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内部整顿。
过去我常常感到困惑，鉴于接触了众多不够严谨的所谓“历史研究”，我纳闷于教员的领导层为何在激烈的斗争中愈发激烈，甚至最终能战胜美国，这看起来并不符合科学逻辑。而国民党一方为何在斗争中战斗力却不断下滑，这也是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
哪有一个团队的高层领导忙于内斗而下面的人能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你看太平天国不就是亡于内讧吗？共产党为什么没有亡于内讧？要是中共和教员的历史真的像袁腾飞啊这些人讲的那样，中共早就灭亡了，对不对？
后来，我才逐渐领悟到这背后的缘由。“以斗争促团结”这一理念，堪称领导艺术的巅峰之作，唯有那些既拥有完美人格又具备卓越智慧的人，方能运用自如。
七、庸俗与真相
我浏览过众多对教员政治素养提出质疑的文章，然而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加，我逐渐意识到这些观点实则充满矛盾。即便是高华、余英时等看似严谨的学者之作，在细致深入的剖析下，亦无一能够经得起推敲。
如余英时描述教员上井冈山所述：
“教员运用与流氓周旋的技巧，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口才了得，总能以仁义道德的说辞，令袁、王二人俯首帖耳。王佐性格直率，不拘小节，而袁文才则深怀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三人志趣相投，遂欢畅淋漓地结为金兰之交，共同畅饮佳酿，共享欢乐时光。”
这段论述实则暗示，那位教员堪称半路出家的流氓，方能巧妙地迷惑那些土匪。然而，余英时在其整篇文章中却遗漏了一个关键点——我认为这或许是有意为之的，鉴于他作为研究此领域的学者，理应熟知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袁文才在见到教员之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王佐在教员发动秋收起义几乎同时发动了宁冈农民暴动，从国民党监狱里面救出了一批在当地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然后退守井冈山。当时二人的身份是中共宁冈县委下面的军事干部。他们以前当过土匪，身上也有匪气，但早已被中共收编了，并不是等到教员带队伍来井冈山的时候被教员的“满口仁义道德”忽悠的。
余英时身为学者，尚且遭遇如此，网络上充斥的关于教员的种种谣言与传闻，其荒谬程度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我昔日在经济学领域深造，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细节并未深入探究，对教员的认识亦多源自网络资讯。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我逐渐意识到先前所学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弊端。
深入反思的成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成就与挑战，均无法以西方的既有框架进行解读。若未能透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石，便难以阐释我国过去数年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而要真正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则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教员的思想。
2012年8月，我耗费四年心血所著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终于完稿并正式出版。彼时，心中涌起一股自得之感，认为自己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脉络已有了较为清晰的梳理。若有人对此尚存困惑，只需阅读本书，便能豁然开朗。然而，对于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我却仍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尽管对政策面的变动有所了解，但对于这些政策的由来以及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反复，我依旧茫然不解。
因此，我特意花费时间，细致地研读了一些关于教员的历史文献。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愈发感到网络上的信息过于不可信。尤其是涉及个人道德品质的讨论，几乎全部充斥着阴谋论的色彩。
这实在令人堪忧，姑且不提政治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冲击，单就其对大众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侵蚀而言，就已颇具负面影响。这种粗俗的历史解读，恐怕会使得人们产生这样的感受：
呵，原来我未能跻身领袖之列，症结在于内心缺乏深邃的阴暗面、对权力的渴望不够炽烈、施展阴谋诡计的技巧尚欠火候、在整治他人时亦缺乏足够的心狠手辣。
我们未能成为团队中令人信服的领袖，源于我们在诱惑面前缺乏定力、在挑战面前缺乏勇气、在危机面前未能挺身而出、在私利与公义的抉择中摇摆不定；在战斗时刻，我们难以放下个人情感、在团结时刻，我们容易冲动行事、在需要协调各方利益时，我们常常偏袒私交。
这位教员，宛如一面映照人心的明镜，这位千年难遇的杰出人物，能够清晰地揭示出我们这些凡人内心的脆弱与不足。
平庸之辈往往不愿直面，对待新中国的这位开国之父，他们的态度宛如少女追剧《甄嬛传》，只愿沉浸在诸多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之中。诸多流言蜚语恰好迎合了大众的猎奇心理，因此得以肆虐流行。
今日，我将针对这些谣言进行澄清，明确指出：这位教员，历经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战火纷飞与屈辱历史，众多英雄豪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是他挺身而出，终结了这一切，绝非偶然。他赢得的荣誉与地位，实至名归。尽管不能说他始终英明无过，但作为肩负复兴中华使命的政治军事领袖，他在人格上堪称完美无瑕。
本文作者：李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