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邓小平在江西下放劳动快三年了，突然收到中央的通知，让他赶紧回到北京处理公务。

收到通知后，邓小平倒也不着急，觉得在江西再溜达一圈，先搞清楚国家的发展状况再回去也行。于是，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他乘坐一辆伏尔加汽车，告别了在江西南昌辛苦劳动了三年的时光，进行了第二次巡视。

从景德镇往南昌的路上，邓小平突然想到和自己同一年被下放到江西的王瑞林。当时，王瑞林被安排在一个叫“十五干校”的地方，听说就在南昌附近的进贤县。

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告诉司机顺着路往进贤县开去：“我想去看看王瑞林！”于是，原本直奔南昌的车子立马在路口转了弯，朝着进贤县的方向驶去。

这位王瑞林到底是个啥人物？为什么会让邓小平亲自跑一趟去看望他呢？

老王可是个真正的行家里手啊。

提到王瑞林这个名字，在“五七干校”里简直是家喻户晓，没有谁不知道的。

他曾被评为“五七干校”里四个人之一，其他三位嘛，一个是周总理的警卫员成元功，一个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另一个是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这三人都不是什么普通的角色。

自然，和这三位并列的王瑞林也不一般。他从1946年开始投身革命，最早在胶东招远县当战士，后来又到东北军区司令部担任译电员。到1952年，他被安排到时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邓小平身边做秘书，从那以后，一直在邓小平身边干秘书的活儿。

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一过，两国关系直跌至冰点。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公开说，应该对中国搞核打击。勃列日涅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也做好了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核弹头的准备，打算轰炸中国的主要城市和重要的军事目标。

苏联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一曝光，哇，全球都轰动了，顿时惊慌四起。在那会儿冷战的氛围里，一旦把核武器投入战场，基本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卷土重来了。这场战役没有赢家可言，一旦动用核弹，人类文明几乎就要走到终点了。

为了应对苏联的核威慑，中央就发出了“备战，备荒”的号令，还强调“深挖洞，广积粮”。一方面，动员百姓在全国各地修建能抵挡核弹的人防工程，另一方面，把主要工业城市的关键干部和重要设施迁移到其他地方。而在1969年9月，也相继搞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试验，表达中国面对核大战的决心，让人一看就知道中国可不是吃素的。

在这种情形下，原本在北京的邓小平和王瑞林都被调到了江西，进行劳动学习。

王瑞林一到江西，就很快适应了“五七干校”的生活，他被安排在备田班，主要负责水稻的种植。作为备田班的骨干成员，他每次劳动都冲在最前面，争取干得更好，就像当年在独立团当战士那样，把田里的工作当成另一场战斗。

江南二月，春寒料峭，王瑞林把裤腿挽得高高的，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里。时间久了，身体被冻得麻木，有时候甚至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他还得一边走一边赶着水牛。为了跟上水牛的步伐，多半得快点走，但如果太快，就可能被水里的冰块割伤皮肤。出水田后，王瑞林的腿上常常留下一片泡得发白的伤口。

在那样的情况下，王瑞林从没喊过一声苦，也没说一声累。每天他都是干活最带劲的那一个，早出晚归，成了备战班里的榜样人物。

王瑞林家在山东招远，说到底就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之前从没见过水稻长啥模样，也不知道怎么耕种。到了江西，为了搞好生产，完成备田任务，他虚心请教县里派来的水稻专家，一边问一边自己琢磨总结，最后也变成了水稻种植的“专家”。

鄙县的江西乡亲看见他的成长，忍不住赞叹道：“老王，你这水平真不赖啊！你的本事比咱们这儿的高手还强！”

除了这点，王瑞林在下放干活儿的时候也一直没放下书本。在江西那五年，他每天劳动结束后，除了休息之外，几乎都在翻看书，看得津津有味。

屠建业回忆说，王瑞林这个叔叔挺沉默，平日里喜欢读书到不行，手里的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揣在兜里，没一部放过，知识非常丰富。

有一天，屠建业在食堂买饭时，王瑞林看到他，便打了声招呼：“建业，最近在看啥书啊？”

他又补充说：“刚把杨国荣那本书看了遍，但有几个地方搞不太明白。”

王瑞林又问：“你看看过艾思奇的书没有？”

屠建业只在高中时翻过这本书，没读完。王瑞林听后语重心长地说：“艾思奇的书，在实践中经过检验，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我建议你多花点时间研究它！”读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屠建业果然证明了王瑞林的话没错。

屠建业后来说：“王叔叔的聪明才智，他看问题的角度，还有在逆境中那种淡定的心态，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在干校期间我没有接受正规高等教育，不过在王叔叔这些前辈的身边，听他们的教导，也让我得到了不少成长。”

老友相见

从1952年起，王瑞林就开始在邓小平身边做秘书，直到1963年因为动乱两人分开，这段时间总共陪伴了十一年。在这十一年里，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搭档，感情也变得非常好，成为生活中的朋友。

“他乡遇故知”可算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分开了八年，两个老朋友在异乡重逢，心情怎能不激动呢？

这八年里，两人经历挺相似的，都是先在北京学习了几天，然后被派到江西去劳动。和王瑞林被下放到干校不一样，邓小平被派到了江西南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最开始他干了几个月的拖拉机配件工作，后来又当了差不多三年的钳工。

五十年前，邓小平到法国打工求学，那会儿他是在工厂里干钳工。后来在江西待的那几年，感觉就像回到了半个世纪前在法国的那些日子似的。

邓小平每天工作之余，和王瑞林一样，也是在住处捧着书看，什么都读：唐诗宋词、毛选马哲、小说戏剧啥的都玩。如果说生活困难让他有点难受，那他就在院子里开个小菜地，种点蔬菜自己吃，日子倒也挺充实。

久别重逢已经不是昨天的事了，彼此心里都积攒了好多话想说，可是见面时间太短，反倒不知道从哪开口。于是，在得到“五七干校”负责人的同意后，邓小平就把王瑞林也一块带着，回到了南昌。

一踏进邓小平在南昌的“将军楼”，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楠就认出了他。虽然有七八年没见，但她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拉住了王瑞林的手，亲切地喊着“王叔叔”。

在南昌，邓小平和王瑞林两人一连聊了整整两天，这对分离多年的老朋友，总算能尽情叙旧，好好聊聊。

两人携手并肩工作了十几年，感情自然非同一般。邓榕曾说过：“父亲平常话不多，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少多言，虽说不多话，但他的内心其实藏着很厚的感情。尤其是对像王瑞林这样跟了他多年的秘书，那份感情特别深。这种情谊，虽然不像和自己子女的血浓于水，但又非常接近。”

所以，当邓小平提起要回北京，王瑞林也由衷替老首长高兴。邓小平关心他这几年的生活情况，当听到他在农田里撒了把汗，腿还被割伤时，心里也觉得挺难过的。

两天转眼就过去了，王瑞林得赶紧回“五七干校”继续他的工作。临走的时候，邓小平一家一直陪他到门口，谁都舍不得放手。告别的时候，邓小平夫妻还在“将军楼”前和他合了一张影，算是留个纪念。

之后，邓小平按照中央的安排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刚两个月，他就向中央提出请求，把王瑞林再次调到北京。于是，王瑞林又一次被调到老首长身边，继续担任秘书的职位。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瑞林依次担任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中央军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几十年来一直陪伴在邓小平身旁，始终如一。

在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面对繁忙又复杂的任务，王瑞林一点也不怕困难。就像当年在江西干校备田那会儿一样，他每天早起晚睡，昼夜不停地忙碌着，为邓小平的各种决策提前做好准备，安排好领导的各项行程，在关键的改革开放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2年，邓小平南下巡视，走访了武昌、珠海、深圳和上海这几个地方，还发表了不少讲话，这段就被大家说成是“92南巡”或者“南方谈话”了。

这次巡查，主要是看一看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还聊了聊当时社会上关于“资”字和“社”字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路上，王瑞林也是跟着邓小平一起走的。

南巡春风

1992年1月19日早上9点，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列车一停稳，王瑞林陪伴着邓小平下了车。早就站在车站等待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市长郑良玉等人一见到，立马走上前去迎接。

邓小平与在场的所有人逐一握手，谢非一见到邓小平，第一句便说：“我们真是非常想念您！”

其实邓小平不是第一次来深圳，早在八年前，也就是1984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到过深圳视察。那时候的深圳才刚刚开始开放，发展还很有限，和如今的深圳比起来，简直是两个样子。

在等待视察用车的空当里，一行人陪着邓小平在院子里漫步。

这时邓楠提起当年邓小平来深圳视察时为深圳写过的话，大家都觉得邓小平岁数大了，肯定已经记不清了。没想到女儿刚说完，邓小平就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当年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搞经济特区的方针是对的。

听到这番话，谢非市长心里不禁扬起了敬佩和感动，想着之后一定要让媒体把这事传播开，让深圳的百姓们知道，邓小平同志一直都惦记着深圳！

视察的时候，车队得开到市区，顺便带邓小平去看看深圳的城市面貌。这时候，邓小平就问：“坐车出去转转，不会显得太张扬吧？”

陪同的人赶紧说不会，邓小平这才放下心来，坐上了车。

这会儿的深圳完全和八年前那会儿不一样了。八年前邓小平来看视察时，深圳大部分地方还像乡村，乡间小路、水田、鱼塘遍布。不过，转眼八年过去了，深圳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高楼林立，繁华喧嚣。

宽阔的街道、高高耸立的摩天楼、沿街热闹的商铺，还有跑动的汽车，这里的面貌已经彻底改观了，因此大家都说深圳像是“一下子崛起的城市”似的。

在当年确定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争议挺激烈的。有些人担心一旦搞起经济特区，就会偏离社会主义路线，担心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觉得根本不该设特区，也不该搞改革开放。看到深圳的巨大变化后，邓小平感慨地说：“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还真没想到。看完以后，我的信心更大了！”

关于有人提到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说道：“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依据主要看是不是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不是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还是不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看了深圳的发展成果以后，他明确表示：特区姓“社”不是姓“资”。

这些言辞对推进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所以，王瑞林特别强调深圳市委要派人专门做记录，不能错过一个字。

离开深圳的前一天，邓小平和家人一起参观了深圳仙湖植物园，在园里还栽了一棵常青树高山榕。

之后，他又赶去了珠海看看，珠海的变化也是相当惊人，跟他八年前来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现在已变成了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海边城市。

这次，谢非也陪着一块儿去了，同行的还有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想到邓小平刚到深圳那天说的题词，以及这几天视察深圳时说的那些话，谢非觉得挺有必要让媒体宣传出去，让老百姓知道，解决大家对改革开放的疑问。

不过，之前他找王瑞林谈到这事的时候才知道，这次邓小平在南巡的时候特别叮嘱过不要宣传，所以让媒体公开报道恐怕不太容易。不过，要是不把这些谈话内容公布出去，确实是个历史遗憾，谢非心里也不想留下遗憾。

于是，谢非和梁广大一块儿找到了王瑞林，盼着他能把深圳人民的心声告诉邓小平，期望能把南巡的事情宣传出去。在王瑞林的努力下，南巡结束、回到北京的第一天，《珠海特区报》就报道了邓小平视察珠海的消息。

大概一个月后，《深圳特区报》出了篇叫作《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报道，让大家都知道了南巡时的讲了些什么，也弄明白了关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3月30日，《光明日报》把《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报道全文转载出来。邓小平看到后，非常高兴，随即王瑞林赶紧联系新华社，让他们也把这篇报道转载。

之后，除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把《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全文播出，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邓小平南巡的事儿，了解了南方谈话的内容，这一推动对以后推进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视察深圳

自此之后，从前束手手脚的改革开放，终于被激发了全部活力，开始在全国大张旗鼓的推动开来。

如果不是王瑞林让人记录这些谈话内容，并传达谢非、梁广大的请求，这篇报道恐怕就无法公之于世了，这势必会成为一个历史遗憾。

邓小平去世以后，王瑞林作为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2002年，王瑞林退休，但退休后的他依然关心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关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时刻牵挂着祖国。

2018年12月8日，王瑞林在北京与世长辞。在阔别自己的老首长21年后，王瑞林终于又能继续陪在老首长身边了。

王瑞林

王瑞林同志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是不辞劳苦的一生，是为了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虽然王瑞林同志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留下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

而他在共和国历史上所做的贡献，为人民所做的一切，也必将永载史册，永远被人民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