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京城西直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青灰色的砖墙被斜阳镀上一层淡金色。会客室在二层东头，三扇磨砂玻璃窗擦得透亮，窗台上摆着几盆耐寒的菊花。

会客室的门"吱呀"一声推开，管理员领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人走进来。这人五十出头的年纪，两鬓已经泛白，眼角的皱纹像刀刻似的，却始终端着笔挺的身板。

他叫傅作义，此刻脚上的黑皮鞋沾着点泥星子——早上出门时，他特意绕到管理所后墙根的小菜园看了看，那是他和几个学员前儿刚开出来的，说是要学着种点白菜萝卜。

傅作义在靠窗的藤椅上坐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中山装口袋里的手帕。这手帕是他夫人亲手缝的，边角洗得有些发毛，但他总爱揣着，像是揣着份没说出口的话。

窗外飘进来一阵桂花香，混着远处食堂飘来的棒子面粥香，他望着玻璃窗外那排白杨树，树叶已经开始泛黄，一片叶子"啪嗒"落在窗台上，被他用目光轻轻托住。

门又被推开，这次进来的是个瘦高的老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棉袄，领口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袖口还补着块补丁。头发花白稀疏，却梳得一丝不苟，走起路来背挺得笔直，像根立在秋风里的老松。这人是陈长捷，从1949年被关进功德林，已经过了八个年头。

管理员刚说了句"傅先生来看您"，陈长捷原本平静的脸"唰"地变了颜色。他的眼睛瞪得老大，眼珠子里像燃着两簇火苗，手里的布包"咚"地掉在地上——里面装着他今早特意蒸的馒头，说是要给傅作义带的（后来才知道，他昨晚在号子里揉面揉到半夜，就为了蒸出和当年在绥远驻地时一样暄软的白面馍）。他的嘴唇抖得厉害，脸上的老年斑在阳光下格外明显，像是一幅被岁月揉皱了的旧画。

"傅作义！"这一声吼得整个会客室都震了震，管理员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窗台上的菊花被气流带得晃了晃。陈长捷几步冲到傅作义跟前，布鞋底在地砖上蹭出刺啦的响声。

他一把抓住傅作义的袖子，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像是要把积压了八年的话都揉进这布料里："你在北平谈判，让我坚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这辈子...我他娘的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这话像记重锤砸在空气里，连窗外的麻雀都被惊得扑棱棱飞走了。傅作义没躲，任由陈长捷抓着袖子，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他望着眼前这个曾经的老部下，喉咙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其实他早该想到，这场见面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陈长捷会把憋了八年的委屈，一股脑儿倒在这间洒满秋阳的会客室里。

他们的故事，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那时候的傅作义和陈长捷，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那所学校坐落在保定城东，操场上的黄土被千万双军靴踩得瓷实，课堂里的黑板槽里总落着粉笔灰。

两个年轻人穿着同样的灰布军装，扎着武装带，清晨跟着号声跑操，晚上就着煤油灯啃《孙子兵法》。傅作义个子不高，但腰板总是挺得笔直；陈长捷比他高半个头，说话带着山西口音，讨论战术时总爱用树枝在地上画阵地图。

毕业后，傅作义去了阎锡山的晋军，后来又辗转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凭着一股子敢打硬仗的狠劲，在涿州保卫战里守了三个月，硬是把张作霖的奉军挡在了城外。

那时候的他已经小有名气，军装口袋里别着支钢笔，没事就爱在地图上标地形。而陈长捷则投了阎锡山，跟着打了好些场硬仗。

最惨的是在娘子关那次，他带着一个团守了七天七夜，全团最后只剩二十多人，他自己胸口中了弹片，是战士们用门板抬下来的。

后来阎锡山对非嫡系的将领总带着猜忌。有一回陈长捷在绥远练兵，练出了一支能打山地战的队伍，结果被阎锡山以"整编"的名义收了兵权。

他抱着铺盖卷站在太原城的城门口，看着冬天的北风卷着黄沙，突然想起在保定军校时，傅作义说过："咱们当兵的，得找对主心骨。"就这么着，他托人带信给远在绥远的傅作义——当年在军校时，傅作义总爱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一半，说他"饭量大，练兵更卖力"。

傅作义接到信的时候，正在归绥（今呼和浩特）的司令部里看地图。他二话没说，让人备了马车去接陈长捷。见到老同学时，陈长捷的棉袄上还打着补丁，头发乱得像个草窝，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傅作义拍着他的肩膀说："老陈，到我这儿，你就放开手脚干。"他给陈长捷安排了独立旅旅长的职务，还把自己最信任的参谋长派过去当副手——那参谋长后来回忆说，傅先生当时就说："老陈是块打仗的料，就是让小人给耽误了。"

在傅作义麾下，陈长捷像是重新活了过来。他们一起在绥远修工事，傅作义蹲在地上用尺子量射程，陈长捷就搬着石头垒掩体；他们一起研究战术，傅作义在地图前比划，陈长捷就掏出小本子记要点；夜里值勤的时候，两人就着煤油灯喝酒，傅作义喝一口烧刀子，就说："等打跑了小日本，咱们回山西老家种地去。"陈长捷就笑："那你得给我留块最好的地，我种高粱。"

最让陈长捷感念的，是1937年绥远抗战那会儿。日军板垣师团来犯，傅作义带着部队死守百灵庙。陈长捷带着自己的旅打前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有一回他带着敢死队冲上去，被炮弹震得耳朵当场失聪，是傅作义亲自背着他撤下来的。后来傅作义在总结会上说："老陈的旅，是咱绥远的铁拳头。"这话传到陈长捷耳朵里，他躲在帐篷里抹了半天眼泪——不是为自己，是为终于遇到了个懂他、信他的主将。

后来局势越来越复杂。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傅作义在城里谈判，陈长捷守着天津。那会儿陈长捷其实犹豫过——他收到过傅作义的信，说"尽量拖住，给北平争取时间"。他想着老同学的面子，咬着牙把天津的防御工事又加固了一层，甚至在护城河里插满了竹签。可谁也没想到，谈判谈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城墙没响一枪，而天津却在炮火里坚守了二十九天。

"我当时要是知道..."陈长捷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就是拼了这条命，我也得问清楚。"但战场上哪有那么多"要是"？天津解放那天，他在地下室里被俘，抬头看见窗外的红旗，突然想起傅作义说过的话："咱们当兵的，得对得起老百姓。"可他觉得自己对不住天津的老百姓——那些日子，炮弹把民房的房梁都炸飞了，巷战时战士们的血把青石板路都染红了。

此刻，站在会客室里的陈长捷，终于把憋了八年的话吼了出来。傅作义慢慢抽回袖子，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不是哭，是秋风吹得眼睛发酸。

抗日战争胜利的鞭炮声还在老百姓的耳朵边嗡嗡响呢，解放战争的硝烟就像冬天里突然刮起来的西北风，“呼”地一下就弥漫开了。1948年的冬天格外冷，北平城外的树杈上挂着冰凌，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就在这一年，平津战役像一场暴风雨前的闷雷，轰隆隆地打响了。

这时候的傅作义，正担任着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这可是个大官，手里攥着华北地区几十万军队的军事大权，就好比是整个华北战场的“当家人”。他每天穿着笔挺的呢子军装，在北平城里的指挥部里来回踱步，墙上挂着的地图上插满了红红蓝蓝的小旗子，代表着双方部队的动向。

天津，这座紧挨着北平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太关键了，它是华北数一数二的工业城市，是连接东北和中原的交通枢纽。傅作义把守卫天津的重任交给了陈长捷，就像把家里最贵重的宝贝交给最信任的人保管一样。

陈长捷接到命令的时候，正站在天津城外的小土坡上。他心里明白，傅作义把这副担子交给他，那是掏心窝子的信任。

在傅作义心里，天津这颗“钉子”必须牢牢钉住，而他就是那个拔不出钉子的人。陈长捷转身对身边的参谋说：“把所有的防御计划都拿来，咱得把天津城变成铁打的营盘！”

要说这天津的重要性，那真不是吹的。城里有造炮弹的兵工厂，有运物资的火车站，还有好几条能通大船的河流。解放军要是打下了天津，就像掐住了北平的脖子；可要是傅作义守住了天津，就能给北平多争取几个月的喘息时间。陈长捷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接到命令后，连觉都不怎么睡了，天天泡在工事现场。

那段时间，天津城外就像一个大工地。陈长捷戴着皮帽子，穿着厚厚的棉裤，每天天不亮就骑着马绕着城墙转。

他手里总是拿着个望远镜，看到哪儿的工事修得不够结实，就立刻跳下马，踩着冻土块跑到工人跟前：“这墙再垒高半尺！这射击孔再往左挪挪！”士兵们看他这么较真，也都跟着拼命干。

除了修工事，陈长捷还琢磨着怎么让天津变成一个“活堡垒”。他在城里布置了好多暗堡，这些暗堡藏在民房里、商店后院里，甚至连教堂的钟楼里都有。

他还让士兵们在护城河里插满了削尖的竹签子，冬天河水结了冰，竹签子就埋在冰下面，等敌人踩上来，冰一碎，竹签子就能扎穿鞋底。他对着部下拍着胸脯保证：“你们就看我的，有我在，天津就是铁打的，谁也攻不进来！”

可陈长捷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忙着修工事的时候，傅作义早就

开始偷偷和解放军代表接触了。

他们在北平城外的小树林里见面，周围都是哨兵，可谁都没说话，只是互相递了个眼神。有时候在茶馆里，傅作义会装作普通商人，和解放军代表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茶，聊的都是家长里短，可话里话外都在试探和平解放的可能。

可这些事儿，陈长捷一点儿都不知道。

为了让谈判桌上多几个筹码，傅作义一边和解放军周旋，一边给陈长捷发电报。电报里的字一个个都像小锤子，敲在陈长捷的心上：“务必坚守天津，切勿松懈！天津是我军在华北的最后屏障，望兄等戮力同心！”

陈长捷收到这些电报后，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他觉得，这就是傅作义对他的信任，他必须豁出命去守。

陈长捷更忙了。他白天在工事现场盯着，晚上就坐在指挥部里看地图。地图上画满了红色的标记，哪里是重点防御区，哪里是预备队埋伏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对着部下说：“咱们天津城里有十万大军，有坚固的工事，有充足的粮食，解放军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进来！”士兵们听着他的话，也都来了精神，有的战士还拍着胸脯说：“旅长，您放心，就是剩最后一颗子弹，我也给咱天津守住了！”

为了检验防御工事的效果，陈长捷还组织了好几次演习。他让一部分士兵扮成解放军，从不同的方向进攻，另一部分士兵负责防守。演习的时候，炮声、枪声、喊杀声震得天津城都在抖。

陈长捷骑着马在各个阵地之间跑来跑去，看到哪个地方的士兵动作慢了，就立刻大声呵斥：“快点！敌人可不会等你！”演习结束后，他还会召集所有军官开会，一个一个问题地分析：“这个暗堡的位置太靠前了，容易被发现；那个战壕的深度不够，得再挖半米！”

那时候的天津城，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暗地里却像一口即将沸腾的大锅。陈长捷觉得自己就像这口锅的锅盖，死死地压住里面的热气。他相信只要自己守住天津，和傅作义的部队相互配合，定能扭转战局——说不定傅作义在北平的谈判桌上，能多争取到几个月的和平时间，到时候天津也能跟着受益。

可陈长捷不知道，傅作义在北平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阶段。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很明确：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的文物和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傅作义犹豫了，他看着指挥部里的地图，手指在北平和天津之间来回移动。他知道，天津一旦失守，北平就成了孤城；可要是天津死守，又会牺牲无数士兵的生命。

而此时的陈长捷，还在天津城里做着最后的准备。他对着部下说：“天津防线坚不可摧，咱们一定能守住！”士兵们看着他坚定的眼神，也都跟着点了点头。

1949年1月的天津，护城河里的水结了厚厚的冰，城外的野地里，枯草被北风吹得贴在地上，偶尔能看见几只冻得瑟瑟发抖的麻雀，扑棱着翅膀在雪地里蹦跶两下，又赶紧缩回墙根底下。

解放军的大部队已经把天津城围得像铁桶似的。城外的高地上，一门门大炮黑洞洞的炮口对着城墙，炮兵们裹着厚厚的棉大衣，蹲在掩体后面，时不时搓搓冻僵的手，眼睛却死死盯着前方的目标。

城里的陈长捷，正站在指挥部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的红线、蓝线画得密密麻麻，就像他心里乱成一团的思绪。

陈长捷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黄绿色军装，领口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袖口还补着块补丁。他的脸被寒风吹得通红，下巴上留着几天没刮的胡茬，眼睛里布满血丝，一看就是好些天没好好睡觉了。

他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上不停地比划着，一会儿指着某个暗堡的位置，一会儿又在护城河沿线画个圈。身旁的参谋们大气都不敢出，只能静静地站着，听着他低声吩咐着各种防御部署。

总攻的炮声响起的时候，陈长捷正在城墙上巡查。第一发炮弹落下来的时候，他感觉脚下的城墙都跟着颤了颤。炮弹爆炸的硝烟腾空而起，遮住了半边天空。紧接着，炮弹就像雨点似的落下来，炸得城墙上的砖石乱飞，护城河里的冰被炸得粉碎，水花溅起老高。

陈长捷没有被这猛烈的炮火吓倒，他大声喊着：“都给我顶住！守住每一道防线！”士兵们听着他的命令，纷纷拿起武器，趴在战壕里、暗堡里，朝着城外射击。子弹打在城墙上，溅起一串串火星；手榴弹在城外爆炸，腾起一股股黑烟。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解放军一波又一波地冲锋，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往上冲。国民党军的士兵们也拼了命地抵抗，他们躲在战壕里、暗堡里，用机枪、步枪、手榴弹，顽强地阻击着敌人的进攻。陈长捷看着眼前的场景，心里既紧张又坚定。他觉得，只要自己守住天津，就能为傅作义在北平的谈判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就能保住这座城市的安宁。

可是，战斗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解放军的兵力越来越多，炮火也越来越猛烈。国民党军的防线开始出现漏洞，一个又一个的暗堡被炸毁，一段又一段的战壕被攻占。陈长捷不断地调整部署，把预备队调到最危险的地方，可还是挡不住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里的弹药越来越少，士兵们的伤亡也越来越大。陈长捷站在指挥部的地图前，看着不断被解放军突破的防线，心里像被刀割一样难受。他知道，援军是不会来了，傅作义在北平忙着和解放军谈判，根本顾不上天津。他也知道，自己的兵力和国民党军的其他部队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他觉得自己当初答应了傅作义要守住天津，就一定要做到。

战斗持续了29个小时。这29个小时里，天津城就像一个被大火焚烧的熔炉，到处都是枪炮声、喊杀声、伤员的呻吟声。城墙被炸得千疮百孔，街道上堆满了砖石和尸体，护城河里的水都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到了最后，国民党军的防线彻底崩溃，解放军冲进了天津城。

城破的时候，陈长捷正躲在一个地下指挥所里。指挥所里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墙壁上被炮弹炸得满是弹痕，灯光在不停地摇晃。

有人劝陈长捷认清形势，率部起义，对他说：“现在投降还来得及，若顽抗到底，便是千古罪人；若顺应大势，便是起义功臣，定能得到优待。”

可陈长捷断然拒绝，他咬着牙说：“我答应了傅作义要守住天津，就一定要做到！我宁愿战死，也绝不投降！”说完，他又拿起枪，带着剩下的士兵冲了出去，继续和解放军战斗。

最终，陈长捷还是被俘了。他被带到解放军战士面前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军装，脸上满是灰尘和血迹，眼神却依然倔强。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心里充满了不甘和愤怒。

被俘后的陈长捷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刚进管理所的时候，他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耷拉着脑袋，谁都不理。

直到有一天，他从管教人员那里听说，傅作义已经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成为了备受赞誉的起义将领。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炸弹，在他心里炸开了。

陈长捷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他怎么也没想到，傅作义居然会选择投降。紧接着，就是愤怒，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抛弃的棋子，用鲜血和忠诚坚守着对傅作义的承诺，拼了命地守了29个小时，最后城破了，自己成了战俘，可傅作义却在北平轻轻松松地成为了起义将领，受到了人们的赞扬。他在心里大骂傅作义“不仁不义”，觉得命运对自己太不公平了。

后来，他又听说傅作义不仅无需接受改造，还被委以重任。这个消息就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扎在了他的心上。他气得绝食抗议，几天几夜都不吃东西，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天花板，心里全是怨恨。他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自己为傅作义卖命，到最后却落得这么个下场，而傅作义却什么都有了。

管教人员和其他战犯看到陈长捷这样，都纷纷来劝他。管教人员耐心地对他说：“你不要这么想，傅作义选择和平解放北平，也是为了保护北平的文物和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你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只要好好改造，以后也会有出路。”

其他战犯也劝他：“咱们都是过来人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要向前看。”在大家的反复劝导下，陈长捷才渐渐恢复进食，可他心里的那份怨恨，却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了心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有一次，有人问他，从一个手握重兵的总司令到一个政府部门的部长，如此大的身份落差是否适应。傅作义坦然地笑了笑，回答说：“我自己倒是想开了，没有什么怨言，能为国家建设出份力，已是幸事。只是……我唯独对不起陈长捷，他是我最亏欠的人。”

傅作义的这句话，说得很轻，却藏着他对这位老同学的愧疚，也藏着对那段历史的无奈。他想起了当年在保定军校时，和陈长捷一起在操场上摸爬滚打的日子；想起了陈长捷投奔他时，他毫不犹豫地接纳了老同学的情景；想起了天津城破前，他一边和解放军谈判，一边给陈长捷发电报，要求他坚守天津的纠结。

他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让陈长捷成了一个牺牲品，这份愧疚，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他的心里，让他喘不过气来。

1957年深秋的某一天，傅作义穿着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站在管理所的二层会客室窗前。窗台上的那盆菊花已经开了好些日子，花瓣边缘有点发蔫，他却顾不上管，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中山装口袋里的手帕——那是夫人去年秋天亲手缝的，边角洗得有些发毛，但他总爱随身带着。

管理员在门外轻声提醒：“傅先生，陈先生已经带到楼下了。”傅作义这才回过神，整了整衣领，迈步往会客室走去。

会客室里，陈长捷已经坐着等了一会儿。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棉袄，领口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袖口还补着块补丁，头发花白稀疏，却梳得一丝不苟。

见傅作义推门进来，他原本平静的脸“唰”地变了颜色，脸上的老年斑在透过玻璃的秋阳下格外明显，像是一幅被岁月揉皱了的旧画。他猛地站起来，藤椅在地板上划出刺啦的响声，几步就冲到傅作义跟前，布鞋底在地砖上蹭出响声。

“你在北平谈判，让我坚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这一嗓子吼得整个会客室都震了震，管理员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窗台上的菊花被气流带得晃了晃。傅作义刚张开嘴想说什么，却被这声怒喊堵了回去。他的眉毛皱了起来，眼角的皱纹更深了，嘴唇动了动，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两人就那么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掉漆的木茶几。茶几上摆着两杯热茶，茶叶在热水里慢慢舒展，可谁都没心思喝。秋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茶几上的文件纸哗哗响，却吹不散两人之间那股子冰冷的气息。

陈长捷的背挺得笔直，像根立在秋风里的老松，眼睛死死盯着傅作义，目光里全是冰冷的敌意；傅作义则微微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揪着中山装的衣角，那里已经有些起球了，眼神却一直落在面前的茶杯上，不敢直视陈长捷的眼睛。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连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都听得格外清楚。过了好一会儿，管教人员轻轻敲了敲门，走进来说：“两位先别着急，慢慢聊。”又给他们续了点热茶，这才退出去。

傅作义这才抬起头，看着陈长捷花白的头发，张了张嘴，声音低得像秋风里的落叶：“老陈……”可刚说了两个字，陈长捷就别过了脸，肩膀微微抖了抖，像是听到了什么不想听的话。

之后的交谈断断续续的。傅作义问陈长捷在管理所里的生活，陈长捷只是简单地“嗯”“哦”两声；陈长捷提到天津城破那天的情况，傅作义的眉头又皱了起来，手指不自觉地敲着茶几边缘。每一句话都带着难以化解的隔阂，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能看到对方的样子，却怎么也触不到彼此的心。

尽管如此，傅作义始终没有忘记这位老同学。1959年初，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名单确定前，傅作义专门去找了相关领导。他坐在办公室里，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手指在上面轻轻划过，最后在“陈长捷”的名字上停了下来。

他对领导说：“老陈当年在绥远跟我打过不少仗，人老实，打仗也卖力气。这次特赦，能不能把他考虑进去？”领导看了看名单，又看了看傅作义诚恳的眼神，点了点头。最终，陈长捷得以作为第一批战犯获特赦。

特赦手续办好的那天，傅作义又特意联系了上海那边。他知道陈长捷是山西人，但这些年一直在北方生活，上海气候相对温和，生活也方便些。

他托上海的老战友帮忙，给陈长捷找了间干净的小院子，还叮嘱：“老陈要是有什么难处，你尽管跟我说。”陈长捷到上海落户那天，傅作义还托人带了些北京的特产——两罐蜂蜜、一包稻香村的点心，虽然不算贵重，却是实实在在的心意。

只是，那份因历史抉择产生的恩怨，就像一道深深的沟壑，横亘在两人之间。为了弥补亏欠，也为了重拾那段曾经深厚的友谊，特赦后没多久，傅作义专门在家里设了宴，邀请陈长捷吃饭。

那是个初春的日子，北京城里的柳树刚刚抽出嫩绿的新芽。傅作义的家布置得很简单，客厅里摆着几张老式的沙发，墙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餐桌上摆着几样家常菜——清炒菠菜、炖得软烂的红烧肉、一碗飘着香味的鸡蛋汤，还有一瓶老白干。

陈长捷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走进傅作义家的时候，脸上还是带着点拘谨，但眼神里的敌意已经淡了许多。

傅作义迎上去，拍了拍陈长捷的肩膀，笑着说：“老陈，今天咱俩就当是老朋友聚聚，什么都不用想。”陈长捷点了点头，坐到了餐桌前。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聊起了这些年的变化——傅作义说起水利部的工作，说现在全国都在兴修水利，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陈长捷则讲起在上海的生活，说邻居们都挺热情，日子过得还算踏实。

酒过三巡，两人的话渐渐多了起来。傅作义给陈长捷倒了一杯酒，说：“老陈，当年天津的事，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要是有机会，我真想当面跟你道个歉。”陈长捷接过酒杯，抿了一口，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虽然话还是简短，但语气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愤怒。

这顿饭吃得不算热闹，却格外温暖。窗外的柳枝在春风里轻轻摇曳，偶尔有几只麻雀飞过来，落在院子里的小树上叽叽喳喳叫着。傅作义和陈长捷坐在餐桌前，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聊着过去的事。那些恩怨，那些隔阂，在这一杯杯酒里，渐渐消融。

从那以后，陈长捷在上海安心生活，傅作义在北京继续为国家的建设出力。两人虽然没有再见过面，但那份曾经的友谊，也在岁月的沉淀里，有了一种别样的释怀。那顿饭，就像一道桥梁，跨越了两人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为多年的恩怨画上了一个句号。